タイペイソラ

哲學的經驗給了我們一個聲明，只有高級的瘋子相信哲學問題在真理上的必然性。話說的沒錯！因為哲學正在做的，僅僅只是證明了哲學本身以及其所採取的策略永遠比較接近其他語言難以說明的事實。純粹的，唯一的真理只存在於詩的語言活動與狀態當中。

I Passed Myself By All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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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onio Gramsci
Charles Baudelaire
Dante Alighieri
Edgar Allan Poe
Franz Kafka
Federico Garcia Lorca
Gabriele D'annunzio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Henri Bergson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Luigi Pirandello
Marcel Proust
Octavio Paz
Pablo Neruda
Pier Paolo Pasolini
Rabindranath Tagore
Salvador Dali
Vittorio De Sica
Walter Benjamin

就像在從前很多令人振奮的夜晚一樣，除了像個專業的The Angry Young Man唱唱反調，除了惡作劇的時候露出僥倖的表情以外，我們確實擁有比其他人不平凡的時刻。在餐桌上討論我們不能參與的革命事業，繼續明白要明白一個具有相當藝術力量的作品得從當它給我們的一種持續性的啟示開始才有可能，話題往往只有開始而沒有真正可以稱作終點的地方。我們不明白太年輕與太衰老都是種浩劫，所以我們只是消耗著，好像剛開始就了解自己踏上了不會結束的旅行。

對把虛擲光陰當成神聖的儀式而又不願意被當成廢物的人說來，咖啡一直是不可或缺的精神糧食與耗材，是個真正帶有毀滅與創造兩種性格的上帝。就像在美國的公路電影中與時尚產業的宣傳海報上沒有人會否定香煙才是不可抗拒的演員。咖啡，與咖咖店替人文主義的bourgeois堅守了最後一個陣線是個笑掉大牙的笑話。非常大量的自由與對自由的批判嚴格談起來簡直永遠沒完沒了，當然它對我們的瘋狂與迷信也不會有半點抵消。它的作用頂多只比興奮劑劇烈點，比麻醉劑柔軟些。就像所有廉價與取得容易的藥物，或者就像藥物管制單位核可的大麻精與鴉片煙的作用，由於如此我們熱衷的事情大都原原本本的是些不著邊際與夢幻的事情。

出於同樣的熱衷，而且同樣出於純粹地必須要宣示自己擁有時間的主權與浪費時間的理由，開始翻譯一些小東西並不算太難的工作。對所有精力無處宣洩的無政府主義者，或者所有精神上相信宣言與其他圈圈叉叉的傢伙來說，規劃一本僅僅只屬於pamphleteer們所共同擁有的刊物與專門編輯給瘋子閱讀的雜誌中間並不存在著明顯的差異。最後刊物當然還是繼續停在傳說中的水準沒有被兌現，但是很多不求代價的翻譯與計畫被存放了下來，而且看起來似乎可以繼續發展，像是Robot Communication Inc製作的或る旅人の日記，Nothing But Neruda的專題與Roland Topor的introduction。

人們習慣把東西埋藏起來，藝術則要求它的心靈把自己挖掘出來。誰能篤定地宣稱電影的盒子，Allegro中的秘密不是自己的？對Bergson的挖掘，年輕的Marcel Proust發現了以後的Proust，以後的Proust宣誓要在對時間的挖掘中重新賦予生命新的東西。而對Boe來說現在最關鍵的挖掘直接就是對愛情的考古，他的鏟子你可以稱作第八藝術。

Allegro的主角自己就是個藝術家。在音樂的世界中打滾，演奏者的才能要比在其他圈子具有決定性的價值。不用說Zetterstrøm證據確鑿地擁有才能，但是他的才能只是虛有其表的技巧並沒有靈魂。他把闖入他生命的女人，愛情帶給他的痛苦與折磨，所有的一切都從記憶中擷取出來鎖在一個盒子中。離開哥本哈根的同一天一個角落轉瞬間變成了一個被隔離開來的空間。幾年以後雖然他在國外獲得全面性的成功，但真正的他似乎在其他地方。Zetterstrøm回國後在大街上漫無目的地走著，警察對著他指著從前生活的空間說它只是影像，Zetterstrøm發現必須贖回自己的記憶。

當Pasolini說淚水是一種被recreate出來的時間已經是好久以前的事情了。Boe以另外一種方式表達同一件事情；一個細膩的指尖經常能夠藉由探索尋獲構成一個最美麗的臉孔所需要的要素，而一個美麗的臉孔並非天生就具有美的一切形式，說明了藝術的本質是感受性與解放的。Zetterstrøm失去了對愛情的觸覺，除了能夠精準地彈奏鋼琴以外，他的音樂只是時髦而沒有作用的裝置。

Christoffer Boe對我而言是個相當陌生的名字，然而在Allegro後有了天壤的差異。現在他幾乎是另一個偉大的挖掘者，Il Pianto Della Scavatrice的作者Pier Paolo Pasolini是頭一個，Christopher Boe雖然排不上排行榜前十大，但光芒並沒有因此銳減。電影相當具大地帶來了抒情詩的能量，最豐富的平靜與最深情的暈眩，最機警的取笑與淡泊的哀慟，最後在對愛情的挖掘當中挖掘出來的不是誰的，不正是我們自己的淚水嗎？我們生命當中最深刻的片斷，慢慢跟著電影從Brandenburg Vibrations當中浮現出來。大概，對時間的挖掘，電影顯然是最直接的方法吧。

Translated From Communication Art

藝術家Jean-Michel Folon說了一個關於Roland Topor的故事。故事從Topor提著空的行李箱走進街頭開始。他在一棟房子前面停下，沉默了幾秒鐘後敲了前面的門。〝誰啊？〞門後面傳來的聲音詢問著。Topor把一枚卡片從門縫遞進去，卡片上面印刷著幾個斗大的字：購買惡夢。接著一位女士打開門以懷疑的腔調說：惡夢？我希望你能付得起。Topor回覆一臉不可置信的家庭主婦：女士，我的商業知識告訴我人們是樂於驅離惡夢的。向複述昨夜的惡夢把他們的生活搞得一團糟。最後他們甚至會從腰包掏錢出來給我。

Topor當天晚上返回家中隨即將惡夢從袋子中取出，放入一個抽屜──抽屜中擠滿了糾纏在一起的惡夢。隔天早上他拿出一個惡夢，用黑色的墨水，迅速地描繪出他在夢中看見的景象。

深受朋友愛載的Topor有雙像Peter Lorre一樣深沉的眼睛，和常叼著一根香菸的單薄嘴唇，總是有一個年輕貌美的女友。他結了兩次婚姻，有一個與他非常親近的兒子Nicolas。非凡、慷慨、說話有趣、坦率又堅定的Topor在一家餐館的閣樓眺望著像拱廊的星空成長茁壯。他是一位不屈不撓的藝術家，以特殊的形式在影像的碎片、海報、書籍、唱片、標誌、雕塑、設施、製陶術以及歌曲上創造出一系列以人體為核心的作品。他在洗澡時寫歌。儘管他並不喜歡歌劇，他還是位劇場設計了很多精采的東西，包括Ligeti's Le Grand Macabre，佈景可以移動或機動地更改，精心製作的服裝由於太奇特以至於演員們第一次都拒絕穿上。他同時間在文字的領域上也表現傑出。選寫小說、以匿名發表的羅曼史、富於創造力的電視連續劇，編輯電影劇本與直接接手拍攝，活著的目標就像是奢侈地在幻想自己的死亡──在他死前的夜晚，1997年四月他終於兌現了他自己的生命。

Roland Topor於1938年出生於巴黎，父親是從華沙逃亡至巴黎的猶太人。戰爭期間，他的家庭被一個幾乎不熟識的鄰居所拯救。好心的鄰居太太從她的警察先生話中得知他們有可能被逮捕。Topor的家族花費了整個戰爭期間，以農夫的身分藏匿巴黎的郊外。回巴黎以後，7歲大的Roland發現很多小孩因缺乏抗生素而死在戰爭中。10歲起他立下偉大的志願。

他的第二個志願，是在巴黎聽到大人們說重要的偉人是不會死也不會被遺忘後，而希望成為一位有名的畫家。在巴黎前前後後歷經了9年Ecole des Beaux-Arts的正規教育與學術訓練，Topor認定所謂的畫家窮盡一生就是愚蠢地在繪畫蕃茄和蘋果而已。〝畫家的遊戲都是胡說與欺騙〞當時的Topor獲得結論並說：〝而我只對探究真理的問題感興趣。當我愛上Orson Welles and Bunuel的時候，繪畫活體是很困難的。繪畫是一件50歲才能夠具有成就的事情。新聞與電影在未來與繪畫一樣是必然與必須的〞。超現實主義對Topor成為自覺的影響──最初藉由Alfred Jarry的戲劇Ubu Roi──大約在他13歲時閱讀Jarry的劇本，解放與啟發了Topor交換替代彩繪為素描的觀念。他說：比起我剛開始繪畫時的彆腳，當時的情況好多了。他開始展示他的藝術品大約是在19歲時。隔年，他的母親把她的皮革工作室抵給一位販賣打字機的商人換取一些貴重物品，包括一台被美國人謔稱為機關槍的Remington牌打字機，從此他開始寫作。

21歲前，Topor共出版了畫本並同時在四本短期雜誌上發表了些文字。1964年，24歲時，他在柏林跟巴黎展示他的插畫，同時為垮掉的詩人Lawrence繪製了新書的封面，同時發行三本自己的書籍，其中包括他的第一本小說Le Locataire，一本懸疑以及對謠言的恐懼。Le Locataire在法國受到了極度的歡迎與熱烈的評論，在英國被翻譯成The Tenant。導演Roman Polanski受到此書強烈的震撼，在1976年把它翻拍成一個強而有力的電影。

法國在最前衛的痞子與最精緻的乞丐口袋裡都放著一本字典：抒情詩與政治，在前面兩個主題上發展出的瘋狂是字典唯一可以對你說的東西。而歸根究柢，兩個主題在根本上都帶來了一些與眾不同的影響與半途就會癲癇的天才，現代哲學與先鋒派的藝術，就如同大家忙著沉迷法國在各個領域上的時髦玩意與征服，時至今日它依然是帝國主義的法國。

所以當我們說Roland Topor在各個方面接受了他精神上的母親影響而活耀就不算不正確，包括他帶來的顛覆性，很精準地說明了的法國有種樂於接受與影響他人接受的特質，當時巴黎的陽光與樹蔭就像年輕人在Hemingway小說中閱讀到的舶來品從海面上漂來般閃閃發光。Milton Glaser在某次訪談時幾乎是在力爭自己的權益般對著在場的人士說：「如果沒有藝術的方法，Topor可能會是一個手持斧頭的殺人犯」。的確！雖然一般的鑑賞不會如此形容，但Topor早就是個成熟的殺人犯了。他殺的是cliché的表現方式與老處女的藝術，Topor說「假設我一個月沒有寫作或作畫，我可能會神經緊張甚至生病」。ㄧ本雜誌評述Glaser的話比Topor本人的描述聰明。當被控告作品中有虐待性影像時，Roland自己指出〝topor〞是斧頭(殺人)的字眼。

1971年Topor幸運地成為了New York Times評論版面的插畫家。第一本畫本在1968被Scanlant's雜誌選中而變成注目的焦點。Suares，當時在New York Times的編輯從書中選了一個影像來象徵Nixon在水門事件中被掩蓋的故事，於是兩個人有了機會接觸。當時報紙刊物上的插畫，主要傾向於故事與文字的裝飾，所以為藝術家節省了繁文縟節的程序與避免了相當程度的干預。對當時的Topor來說報紙的插畫工作是個非常關鍵的時期，可以說即興的節奏正是Topor本來的樣子，而藉此他能夠產生警惕。

人體的形式是Topor繪畫作品中經常出現的表現方式。他彷彿一個大麻精的吸食者在自己夢幻的舞台上演出，慶幸自己擁有一門的解剖學，然後笑它，開發成藝術。於是扭傷與彎曲的身體變成了超越劇場戲劇的圖像與非人的運動，從他的顏色與線條中萌生出對惡魔的崇拜同時又存在著驅魔儀式的幅度。在本質上他的畫作經常是諷刺的。毫無疑問的Topor接受各種養分與刺激物，然而把他培育成革命份子與分離主義者的主要原因，則是直接來自於文學的要求。

1976年一個叫作Federico Fellini的胖子在飽嘗下午茶的蛋糕與甜蜜的生活(La Dolce Vita)後打了電話邀請Topor替他的電影Casanova製造圖像。大家都明白胖子的影響力，所以Topor當然接了工作。在抵達羅馬後Fellini敘述說：「Topor把他自己緊閉在飯店的房間中，用嚴格的紀律蓄勢待發地面對工作，很快的，產生一系列美麗驚悚的畫像」。另一位義大利導演說：「他創造出一個宇宙，微小的敘述著反對世界。Topor畫中的主角，是一個荒涼無風，沒有人可以呼吸的世界。但如此沒有希望的世界竟然完美地呈現以至有了廣大的迴響。它是我們共同擁有的，生活在Topor的畫中就像生存在我的電影」。

Topor除了繪畫以外還熱愛其他fiction的方式。他出版小說，發行個人音樂專輯並且參加電影的製作與演出。La Planète Sauvage(英譯The Fantastic Planet)是他在時間與影像問題上的第一個嘗試，一個賦予生命的工作，在1972年幫助他贏得了Cannes Film Festival的陪審團獎。他自己則在後來設計了一個偉大的變性手術，1989年的Marquis，大膽地把Sade當成一個在牢獄中苦苦掙扎的妓女。演員全是人類，但Topor愉快地把他們打扮成動物。Sade是一隻對老鼠有慾望的狗；Gallic Jailers是一隻相當高興的公雞。選角都非常討喜──某篇評論上說Topor完全迎合了Sade的要求：很流利的陰莖。

Bad night一直很逗趣。尤其當Walt對著橫衝直撞地開車的Johnny說：You Drive Like Fuck時全場都笑了。話說的對！愛情當然可以不必靠著共謀來實踐，反正在其他地方能夠藉助共謀的手段來獲得或掠奪愛情，一句話就瞬間把電影變成了最新潮的姦犯科。如果是Johnny對Walt大罵的話，結果肯定會演變成Walt很高興地像個公開且親善的小丑回答Thanks John。

下雨的夜晚大概有點像白日夢的反面。它從來不是一個流浪的白日夢者偶爾駐足在自己的倒影上方。流浪的白日夢是時間的迷失者與尋找者。而下雨的夜晚則是一個在身體的語言上以本能行動的抒情詩人。在它小小的世界中，空氣先是淡淡的，然後才逐漸濃郁起來，一直不停地在思想的空隙填滿曖昧的東西。就畫面而言兩者不斷交替構成了我的Gus Van Sant的世界。

我用一本整整200多頁只有La Chambre Double的Le Spleen De Paris來形容它，不是由於純潔，骯髒或者某種美的震撼抽了我幾記皮鞭。事實上它是個好片的理由可能只是由於導演是個充滿樂趣，協調而狡猾的的屠夫。藉由影像我第一次發現La Chambre Double存在著，而不是對同性的隱喻。就在昨天！就在Gus Van Sant的電影中！雖然Les Fleurs Du Mal的靈魂始終是個陽性的嫖客，但我們都愛裸體的時代。

〝由James Joyce發掘以及深受他推崇長達七十年的義大利現代經典作品最新譯作問世了！〞

La conscienza di Zeno﹝稍早的英文譯本翻譯成譯Confessions of Zeno﹞馬上就成為了一齣錯誤的喜劇、一份對遲來的喜悅狡猾地表示謝意的謝詞，與在人性面前異常清醒的視野。Italo Svevo敘述一個倒楣、對自己充滿懷疑與為罪惡所苦的男人，在一連串的絕望、狂喜，以及自以為是中陷入麻痺。他的醫生建議他寫下自己的回憶錄作為一種治療方式；就在寫回憶錄的時候，他重新把他生命中的某些事件塑造成令他滿意的現實──對虛假的讚美充滿妄想，以及在自圓其說中發現的現實。

作品散發著強烈的吸引力與負面的愉快。是一本由二十世紀義大利文壇中最重要的一位小說家所創作，著重精神分析與人性刻畫的先驅作品。〞

以上翻譯自英文版的書籍簡介。出版社是Random House，另一個版本是Penguin。某種程度上我贊成評論無論對公眾還是對藝術品都是不具有教益的事情，把握作品的本質內容已經越來越偏離它所關注的範圍。然而撇開彆腳的批評不談，對單純的文學愛好者以及喜愛James Joyce作品的讀者來說毫無疑問的可以當場延伸讀物來讀，當然好處絕對不僅僅如此。不只是Joyce與Svevo令人矚目的私交，還由於他們對創作難能可貴的堅持與熱情，更重要的是Svevo作為當時被巴黎的花邊新聞窮追猛打的現代主義者所發明的東西已經超越了時代太多。雖然英譯版對本書說了很多，其中對作品的誤解與廢話照樣不惶多讓。

據說Svevo曾經透露在創造Zeno Cosini的時候甚至於還努力模仿Zeno的脾氣，探索他的品味與說話的腔調，只是由於需要根據他的習性把東西放在對的地方。從Zeno的筆所製造出來的產品線，一直延續到叫做Svevo的裝訂工人身上，然後最後神奇地變成了讀者面前的小說，彷彿書寫的能量由人物的意志而來而不是Svevo本人。

我們不難理解Svevo為了創造出一種〝超越書籍〞的東西以及替它代言的男人不得不在穿著上對他大大地考究一番，關於一個無可救藥的男人，他的一生是在抗拒與繼續煙癮中完成的。他的房間四處填滿了似乎值得紀念的日期，還有偉大的最後一跟煙，可能會讓土耳其人當成捏造的笑話，後者從很久很久以前起就終日手不離菸，以至於要求他們擁有一門手藝根本是無稽之談。只是Zeno稍微有點不一樣，他能夠拉一手差勁的小提琴以及勾引女人。

La conscienza di Zeno的故事是從精神分析開始的。主人公的精神分析醫生一開始在小說的前言就有點故弄玄虛地說了太多他自己對病人的偏見。假設大家都贊同Stendhal的話，La conscienza di Zeno的道德與它自身對道德問題的理解已經讓它成為了貨真價實的藝術。究竟Svevo一開始就打算讓小說與書籍分離嗎？或者它只是不折不扣的事實？我們不得而知，但他的確在小說上對人的分離性/多重性的問題給了我們不少啟示，而前者恰恰就代表了作品所具有的非凡價值。

我很好！重新面對嶄新的日子時有個不太乾脆的聲音會出現。然後緊接著，幾乎只能是緊接著，繼續我自己的比賽，大家繼續緘默地生活。點閱誰的日記，像稽核般重複地把信件看幾次，下正確的決定。不需要很費力，回憶多半會自動填滿時間的斷層。例如說冬天的溫州街，咖啡，獵戶座以及展場都有另外一個人存在的氣味。在我幾乎像在對自己抗議般耗盡力氣後，的確像是向某些事情妥協了。我沒回答，只是繼續好勝，繼續在我無能為力但精挑細選的路上，拿嚴苛的目標給一個模糊的自己。偶爾抬頭看看天空的風景。偶爾質疑自己的夢話，抗拒著讀完手中的故事。

《Germania, Anno Zero》是日後Rossellini在處理歷史問題時另外一個深刻的範本。故事中的Edmund是個後天必須支撐太多社會後果的角色。才十二歲的他有個年邁且病入膏肓的父親，一個體恤，必須販賣肉體來維持生計的姐姐，以及一個懦弱的兄長。戰爭在整個社會的土壤中播下種子而不均衡地在他身上發芽，幾乎所有像Edmund的孩子都是終日在廢墟與瓦礫中靠著早熟的世故求生的。他不僅僅學會了偷竊與欺騙的把戲，甚至謀殺了自己的父親──整個故事最戲劇化與怵目的地方開始把父親作為先驗的良心被兒子錯殺的空氣蔓延開來。至於Edmund呢？可憐的小男孩，他只能替整個時代的錯誤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