タイペイソラ

Translated From Communication Art

藝術家Jean-Michel Folon說了一個關於Roland Topor的故事。故事從Topor提著空的行李箱走進街頭開始。他在一棟房子前面停下，沉默了幾秒鐘後敲了前面的門。〝誰啊？〞門後面傳來的聲音詢問著。Topor把一枚卡片從門縫遞進去，卡片上面印刷著幾個斗大的字：購買惡夢。接著一位女士打開門以懷疑的腔調說：惡夢？我希望你能付得起。Topor回覆一臉不可置信的家庭主婦：女士，我的商業知識告訴我人們是樂於驅離惡夢的。向複述昨夜的惡夢把他們的生活搞得一團糟。最後他們甚至會從腰包掏錢出來給我。

Topor當天晚上返回家中隨即將惡夢從袋子中取出，放入一個抽屜──抽屜中擠滿了糾纏在一起的惡夢。隔天早上他拿出一個惡夢，用黑色的墨水，迅速地描繪出他在夢中看見的景象。

深受朋友愛載的Topor有雙像Peter Lorre一樣深沉的眼睛，和常叼著一根香菸的單薄嘴唇，總是有一個年輕貌美的女友。他結了兩次婚姻，有一個與他非常親近的兒子Nicolas。非凡、慷慨、說話有趣、坦率又堅定的Topor在一家餐館的閣樓眺望著像拱廊的星空成長茁壯。他是一位不屈不撓的藝術家，以特殊的形式在影像的碎片、海報、書籍、唱片、標誌、雕塑、設施、製陶術以及歌曲上創造出一系列以人體為核心的作品。他在洗澡時寫歌。儘管他並不喜歡歌劇，他還是位劇場設計了很多精采的東西，包括Ligeti's Le Grand Macabre，佈景可以移動或機動地更改，精心製作的服裝由於太奇特以至於演員們第一次都拒絕穿上。他同時間在文字的領域上也表現傑出。選寫小說、以匿名發表的羅曼史、富於創造力的電視連續劇，編輯電影劇本與直接接手拍攝，活著的目標就像是奢侈地在幻想自己的死亡──在他死前的夜晚，1997年四月他終於兌現了他自己的生命。

Roland Topor於1938年出生於巴黎，父親是從華沙逃亡至巴黎的猶太人。戰爭期間，他的家庭被一個幾乎不熟識的鄰居所拯救。好心的鄰居太太從她的警察先生話中得知他們有可能被逮捕。Topor的家族花費了整個戰爭期間，以農夫的身分藏匿巴黎的郊外。回巴黎以後，7歲大的Roland發現很多小孩因缺乏抗生素而死在戰爭中。10歲起他立下偉大的志願。

他的第二個志願，是在巴黎聽到大人們說重要的偉人是不會死也不會被遺忘後，而希望成為一位有名的畫家。在巴黎前前後後歷經了9年Ecole des Beaux-Arts的正規教育與學術訓練，Topor認定所謂的畫家窮盡一生就是愚蠢地在繪畫蕃茄和蘋果而已。〝畫家的遊戲都是胡說與欺騙〞當時的Topor獲得結論並說：〝而我只對探究真理的問題感興趣。當我愛上Orson Welles and Bunuel的時候，繪畫活體是很困難的。繪畫是一件50歲才能夠具有成就的事情。新聞與電影在未來與繪畫一樣是必然與必須的〞。超現實主義對Topor成為自覺的影響──最初藉由Alfred Jarry的戲劇Ubu Roi──大約在他13歲時閱讀Jarry的劇本，解放與啟發了Topor交換替代彩繪為素描的觀念。他說：比起我剛開始繪畫時的彆腳，當時的情況好多了。他開始展示他的藝術品大約是在19歲時。隔年，他的母親把她的皮革工作室抵給一位販賣打字機的商人換取一些貴重物品，包括一台被美國人謔稱為機關槍的Remington牌打字機，從此他開始寫作。

21歲前，Topor共出版了畫本並同時在四本短期雜誌上發表了些文字。1964年，24歲時，他在柏林跟巴黎展示他的插畫，同時為垮掉的詩人Lawrence繪製了新書的封面，同時發行三本自己的書籍，其中包括他的第一本小說Le Locataire，一本懸疑以及對謠言的恐懼。Le Locataire在法國受到了極度的歡迎與熱烈的評論，在英國被翻譯成The Tenant。導演Roman Polanski受到此書強烈的震撼，在1976年把它翻拍成一個強而有力的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