タイペイソラ

法國在最前衛的痞子與最精緻的乞丐口袋裡都放著一本字典：抒情詩與政治，在前面兩個主題上發展出的瘋狂是字典唯一可以對你說的東西。而歸根究柢，兩個主題在根本上都帶來了一些與眾不同的影響與半途就會癲癇的天才，現代哲學與先鋒派的藝術，就如同大家忙著沉迷法國在各個領域上的時髦玩意與征服，時至今日它依然是帝國主義的法國。

所以當我們說Roland Topor在各個方面接受了他精神上的母親影響而活耀就不算不正確，包括他帶來的顛覆性，很精準地說明了的法國有種樂於接受與影響他人接受的特質，當時巴黎的陽光與樹蔭就像年輕人在Hemingway小說中閱讀到的舶來品從海面上漂來般閃閃發光。Milton Glaser在某次訪談時幾乎是在力爭自己的權益般對著在場的人士說：「如果沒有藝術的方法，Topor可能會是一個手持斧頭的殺人犯」。的確！雖然一般的鑑賞不會如此形容，但Topor早就是個成熟的殺人犯了。他殺的是cliché的表現方式與老處女的藝術，Topor說「假設我一個月沒有寫作或作畫，我可能會神經緊張甚至生病」。ㄧ本雜誌評述Glaser的話比Topor本人的描述聰明。當被控告作品中有虐待性影像時，Roland自己指出〝topor〞是斧頭(殺人)的字眼。

1971年Topor幸運地成為了New York Times評論版面的插畫家。第一本畫本在1968被Scanlant's雜誌選中而變成注目的焦點。Suares，當時在New York Times的編輯從書中選了一個影像來象徵Nixon在水門事件中被掩蓋的故事，於是兩個人有了機會接觸。當時報紙刊物上的插畫，主要傾向於故事與文字的裝飾，所以為藝術家節省了繁文縟節的程序與避免了相當程度的干預。對當時的Topor來說報紙的插畫工作是個非常關鍵的時期，可以說即興的節奏正是Topor本來的樣子，而藉此他能夠產生警惕。

人體的形式是Topor繪畫作品中經常出現的表現方式。他彷彿一個大麻精的吸食者在自己夢幻的舞台上演出，慶幸自己擁有一門的解剖學，然後笑它，開發成藝術。於是扭傷與彎曲的身體變成了超越劇場戲劇的圖像與非人的運動，從他的顏色與線條中萌生出對惡魔的崇拜同時又存在著驅魔儀式的幅度。在本質上他的畫作經常是諷刺的。毫無疑問的Topor接受各種養分與刺激物，然而把他培育成革命份子與分離主義者的主要原因，則是直接來自於文學的要求。

1976年一個叫作Federico Fellini的胖子在飽嘗下午茶的蛋糕與甜蜜的生活(La Dolce Vita)後打了電話邀請Topor替他的電影Casanova製造圖像。大家都明白胖子的影響力，所以Topor當然接了工作。在抵達羅馬後Fellini敘述說：「Topor把他自己緊閉在飯店的房間中，用嚴格的紀律蓄勢待發地面對工作，很快的，產生一系列美麗驚悚的畫像」。另一位義大利導演說：「他創造出一個宇宙，微小的敘述著反對世界。Topor畫中的主角，是一個荒涼無風，沒有人可以呼吸的世界。但如此沒有希望的世界竟然完美地呈現以至有了廣大的迴響。它是我們共同擁有的，生活在Topor的畫中就像生存在我的電影」。

Topor除了繪畫以外還熱愛其他fiction的方式。他出版小說，發行個人音樂專輯並且參加電影的製作與演出。La Planète Sauvage(英譯The Fantastic Planet)是他在時間與影像問題上的第一個嘗試，一個賦予生命的工作，在1972年幫助他贏得了Cannes Film Festival的陪審團獎。他自己則在後來設計了一個偉大的變性手術，1989年的Marquis，大膽地把Sade當成一個在牢獄中苦苦掙扎的妓女。演員全是人類，但Topor愉快地把他們打扮成動物。Sade是一隻對老鼠有慾望的狗；Gallic Jailers是一隻相當高興的公雞。選角都非常討喜──某篇評論上說Topor完全迎合了Sade的要求：很流利的陰莖。